從1931年到1945年長達14年之久的日本侵華戰(zhàn)爭中，侵華日軍對我國珍貴文物的摧殘和劫奪近360萬件中國文物，留下名錄僅剩15245件，留下名錄僅剩15245件。《戰(zhàn)時文物損失目錄》，共分字畫、碑帖、書籍、古物等8項，總計文物損失3607074件又1870箱，古跡741處。
日本收藏中國文物之多、之精、之廣都是我們難以想象的，與此同時，想要追索這筆戰(zhàn)爭贓物也是非常困難的。”陳文平認為，從流失文物資料和數(shù)據(jù)方面的整理工作做起，理清文物流失的路徑，才能為將來追討文物掃清障礙。

　　馬遠的《寒江獨釣圖》、王羲之的《妹至帖》……這些都是難得一見的稀世文物珍品。如今它們都被掠奪至日本。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自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戰(zhàn)爭結束，被日本掠奪的文化財產(chǎn)共1879箱，破壞的古跡達到741處，搶劫圖書和手稿300萬冊、文物360萬件。然而追索文物困難重重。

　　“學術旅行隊”盜寶

　　日軍荷槍護衛(wèi)

　　上海大學教授陳文平這些年一直在追討中國文物方面努力。在他的筆記本里一直珍藏著一張復印的老照片資料，照片上，來自日本名校慶應義塾大學的“學術旅行隊”在江浙一帶發(fā)掘古文化遺跡，名為學術考察，實則公然盜寶，在這張照片上還可看到日軍持槍為盜寶者“保駕護航”，照片收錄在《江南踏查》報告中。

　　該報告書詳細地記錄了松本信廣、保坂三郎、西岡秀雄，于1938年5月從東京出發(fā)，到達南京后，在日軍的護衛(wèi)下，調查劫掠了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館，挖掘杭州附近古蕩石虎山遺址以及吳興錢山漾遺址等活動。

　　在日本旅居期間，陳文平收集了大量日本盜取中國文物的一手文獻，并一直希望通過這些文獻獲得這些被盜文物的信息，但這個愿望并不容易實現(xiàn)，“這些珍貴文物現(xiàn)都藏于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輕易不示人。”陳文平說。

　　被日展出或收藏

　　青銅書畫石佛成重災區(qū)

　　在日5年期間，陳文平格外留意各種中國文物展覽，有些文物展覽在銘牌處甚至公然介紹該文物是何時從中國何地獲得，甚有炫耀之意。如天龍山唐代菩薩像，就是山中商會1934年從天龍山盜賣給東京國立博物館的，記錄賣價七千日元，現(xiàn)成為東京國立博物館的重器。除了各大博物館，一些企業(yè)家和大財團也是中國文物的收藏大戶，這一部分收藏很多都秘不示人。比如出光美術館，實際上是由出光集團創(chuàng)辦，創(chuàng)始人出光佐三，這個財團以石油生意起家，專門收藏中國古瓷器。

　　陳文平告訴記者，青銅器、書畫、瓷器、石佛是日本最愛收藏的門類，其中，大量中國唐宋期間的書畫被日本人掠走。“日本侵華期間，大量由日本專業(yè)人士組成的考古隊、考察團在中國境內活動，通過各種方式掠奪中國文物。”

　　根據(jù)歷史資料，1928年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發(fā)掘旅大牧羊城遺址。20世30年代即九一八事變后，特別偽滿洲國建立后，日本帝國主義支持和資助的東亞考古學會開始發(fā)掘渤海遺址(主要是都城址)，掠奪渤海文物。在日本的渤海熱之中，我國珍貴的渤海文物被其竊取盜運至日本的已有成千上萬件了。

　　“這14年，日軍對中國文化的掠奪和破壞，可謂是罄竹難書，而其中能夠明確記載的則少之又少。事隔幾十年后，我在日本調查某些收藏機構時，仍時見中國文物由何時何地劫來之標簽，令人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