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遠帖》上只存錄王珣書信中的47個字，只言片語中似乎訴說著縈懷的回想和與友人天各一方的悵惘。此帖書跡俊逸流暢，勁健靈動，其結字縝密，而又大小參差，疏密有致，正是信手寫來，更顯風流之美。帖后還有明書畫大師董其昌的題跋，亦為乾隆帝所珍視。
    魏晉風流令后世人們仰慕不已，其中的名門望族王氏一家在中華書法史上的占據了一個巔峰地位。大家都知道書圣王羲之，還有他書法成就杰出的兒子王獻之，但在皇家珍藏的“三�！睂毺�中還有王羲之一個遠房侄子王珣的書跡。當乾隆帝得到王珣的《伯遠帖》后，興奮地將其與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王獻之的《中秋帖》集中寶藏于養心殿的西暖閣一隅斗室中，認為它們屬于“稀世神物，非尋常什襲可并云”，索性將這間袖珍書房命名為“三希堂”。
　　這三件稀世的法帖珍品輝映著東晉王氏家族在書法藝術上的風范與榮耀。但自命風流的乾隆皇帝也有走眼的時候。被當作“上上真跡”的三件寶帖中，經現代書畫專家研究，認為《快雪時晴帖》與《中秋帖》其實皆為后世書家臨寫。三希至寶中只有《伯遠帖》仍被認為是東晉王氏法書的真跡。
　　20世紀30年代，清皇室被逐出故宮時，老皇妃將《伯遠帖》與《中秋帖》兩件寶帖攜帶出宮，后賣掉換錢，于是此帖流散在外，輾轉于亂世中。直到共和國建立后，1950 年，寶帖在香港出現，周恩來總理指示以重金將二寶購回，再交故宮博物院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