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春園的含經堂位于圓明園東部長春園的中央大島上，周邊山環水繞，幽雅靜謐，是皇家寢宮。始建于乾隆時期，歷經嘉慶、道光兩朝的多次改建、添建，最終于咸豐十年（1860 年）被英法聯軍焚毀。關于含經堂寢宮區古建筑的始建年代，史書無明確記載。
乾隆時期含經堂寢宮景區的興工營建，可分為三個階段。
1．第一階段：乾隆十年（1745 年）至乾隆十六年（1751 年）。
（1）前期啟動項目
所謂前期啟動的項目，是指于乾隆十年（1745年）前后興工至乾隆十二年（1747 年）建成的項目。有含經堂、蕓輝屋、神心妙達、振芳軒、涵光室、淵映齋、清可軒、得勝概、云容水態、梵香樓，以及八角亭。
據乾隆朝《活計清檔》（木作）乾隆十二年記錄，此年二月初七日，長春園有十八面御筆匾樣通過欽審，其中就包括含經堂寢宮景區的六面，即上面已列出的：含經堂、蕓輝屋、神心妙達、振芳軒、涵光室和淵映齋。這十八面經欽審過的匾額制作完成后，即于當年九月十五日“持赴長春園按處懸掛訖“。
這條檔案記錄證明，含經堂等六處乾隆寢宮掛匾項目，于乾隆十二年九月已經建成。其始建時間，應與長春園宮門區同時，即不晚于乾隆十年。如開工再晚，這么浩大的工程量，是不可能在乾隆十二年九月建成掛匾的。
含經堂建成于乾隆十二年，還有一條根據是，乾隆帝在乾隆五十九年一首詠含經堂御制詩的詩注中，自己作了一個注解：“此堂丁卯年所建”。查丁卯年，正是乾隆十二年。此外，在乾隆十二年初冬，即見有乾隆御制含經堂詩，這也是含經堂業已建成的一個旁證。
據乾隆十二年《活計清檔》（木作）記錄，此年六月十二日，長春園又有九面御筆匾樣通過欽審，其中既有“長春園”黑漆一塊玉銅字匾，又包括含經堂寢宮景區中的三面匾，即上文已提到的：得勝概、云容水態和清可軒。此四面匾于當年九月十六日，“持赴等處掛訖”。這條檔案記錄可證，含經堂寢宮景區中的得勝概、云容水態及清可軒三處掛匾項目，亦于乾隆十二年九月建成。梵香樓起初稱含經堂西樓，雖未見其早期的掛匾資料，但從乾隆朝《活計清檔》（木作）乾隆十二年七月初六日記錄中得知，當日奉旨要為此樓樓上擺放的磁五供配制木座，并配畫龍蠟和銅彩油苓芝花。于當年九月十六日，將做得的銅彩油苓芝花一對、畫龍蠟一對、五供上木座五件，持赴安設訖。這表明，這座上下兩層轉角佛樓——梵香樓，于乾隆十二年已經建成。
八角亭（即靜緣亭），雖然也未見其早期掛匾資料，但如意館有一條乾隆十二年十月十四日的《活計清檔》記錄，可作為判斷此亭何時建成的一個依據，即此年六月二十日傳旨：著郎世寧待八角亭蓋完時，要為其作通景連柱畫。過了不到一個月，于當年七月十八日，郎氏即畫得八角亭夕陽通景畫稿呈圣上御覽。奉旨：“照樣準畫” 。由此可知，八角亭于乾隆十二年七月間已完工。
以上材料表明，至乾隆十二年含經堂寢宮區已建成了以含經堂為中心的建筑項目共計十一項（其中掛匾項目九個），已基本完成了該寢宮景區的中心與主體框架工程，寢宮的宏大與莊重的氣魄及形象已經在長春園樹立起來了。難怪乾隆帝于乾隆十二年五月下旬就下旨：著沈源開始準備畫一幅長春園圖(（按，應指長春園全景圖）。如若含經堂寢宮景區未有基本建成，長春園尚無主體形象，從何繪制長春園圖呢？
（2）后期營建項目
只有澄波夕照一項。之所以將其列為第一階段后期營建項目，是因為澄波夕照建成于乾隆十六年（1751 年），比前期項目建成時間晚了4 年。主要根據是乾隆朝《活計清檔》（玉作）乾隆十六年一條記錄，稱此年閏五月十五日傳旨，為澄波夕照敞廳制做御筆“一塊玉黑漆金字匾一面”，可證澄波夕照應于乾隆十六年五月間建成。
2．第二階段：乾隆十七年（1752 年）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
興工項目包括蘊真齋、明漪瀟照和霞翥樓三項。
蘊真齋，根據乾隆朝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清檔》記載，蘊真齋內檐匾額“禮園書圃”及對一副，于乾隆十六年十月已交由蘇州織造處制做，于乾隆十八年（1753 年）正月二十日送到并掛訖；蘊真齋外檐匾額原為“妙理清機”，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七月十五日被換下，而于“本年七月十七日”，代之以黑漆金字一塊玉“蘊真齋”三字匾。由此可知，蘊真齋之始建當不晚于乾隆十六年，竣工日期當在乾隆十八年正月二十日以前。
在此補充說明一點，即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至三十五年（1770 年）因添建淳化軒大殿，要占據蘊真齋的位置，故在淳化軒大殿啟動之前即先將蘊真齋拆挪北移，最終落成于淳化軒身后（其與淳化軒同位于中軸線上）。根據淳化軒的營建過程推測，蘊真齋此次拆挪的時間，應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最遲也不會晚于乾隆三十四年年初，其完竣的時間，則應在乾隆三十五年七月之前，即應在淳化軒大殿落成之前。蘊真齋因添建淳化軒被拆挪一事，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內務府奏案中，曾作為工程案例之一被記錄過。
（2）“明漪瀟照”方亭，由其掛匾和改做新匾的年月，可判知此亭當建成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之前。
（3）霞翥樓，從乾隆帝首詠《味腴書屋》詩的時間看，此書樓應建成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以前。
3. 第三階段：乾隆三十年（1765 年）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
興工項目包括淳化軒、三友軒、待月樓、靜蓮齋和理心樓。
（1）淳化軒，經查“淳化軒”一名首見于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十七日《活計清檔》中，其時正準備為該軒配制一面紫檀木邊鑲墻玻璃鏡和一架鑲墻格子等； 至乾隆三十五年正月十一日，淳化軒匾樣通過乾隆帝欽審，并于“本年七月二十八日”正式將蘇州做得的“二色金鬧龍玉字‘淳化軒’匾”掛訖于淳化軒。
這兩條材料表明，淳化軒之始建至遲不應晚于乾隆三十四年年初，或可早到乾隆三十三年；而建成之日應定于乾隆三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正式掛匾之日）。乾隆三十五年，淳化軒正式掛匾前后，太監、掌庫等已為這座“圓明園新宮”“配得”了帶木座的32件紅花白地甘露瓶、安裝錫玻璃和亮玻璃窗、配好紫檀木架子的琺瑯缸擺件一對和天球、地球儀一對、還有配好隨形香幾的自鳴鐘一座，并在該“新宮”樓上樓下設寶座八張，每個設寶座的房間，皆鋪設進口的黃底紅花或紅底黑花“猩猩氈”，同時還配設用紅銅做成的帶銅屜銅絲罩的火盆等。此外，還布置如意館多位畫師（如徐揚、袁瑛、沈映輝、李秉德、謝遂、楊大章等）為此“新宮”創作各式畫作與畫品，裝飾、懸掛各處。
（2）三友軒東接淳化軒，故或稱“淳化軒內西間三友軒” 或“淳化軒西順山殿”從乾隆三十五年《活計清檔》記錄看，為三友軒殿西間換安松、竹、梅大玻璃的時間是在這一年的十月下旬，這比淳化軒晚了五、六個月，但責成畫師為三友軒繪畫的時間及為三友軒寶座室鋪設紅猩猩氈的時間則與淳化軒一致。據此推測，三友軒建成的時間似應比淳化軒稍晚，以定在乾隆三十五年八、九月間為宜，而其始建時間，應在乾隆三十四年。
（3）待月樓，樓下南、北間各設寶座一張，寶座室內鋪設紅猩猩氈的時間，與淳化軒、三友軒同時，即在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乾隆御制《待月樓》詩，也是作于同年秋季，甚至深秋時節（詩中有“為待月”，而感“涼滿襟”句）。由此可知，待月樓建成的時間可能比三友軒還稍晚，應在乾隆三十五年十月間，而其始建時間，亦應在乾隆三十四年。
（4）靜蓮齋，在該齋明殿和西間各設寶座一張，寶座室內鋪氈時間與淳化軒、三友軒及待月樓一致，也是在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同年亦首見《靜蓮齋》御制詩。除此之外，未發現其他可以判定靜蓮齋始建與竣工時間的直接證據。鑒于靜蓮齋緊鄰待月樓北側，二者均圍繞在假山的外圍，可能會同時啟建，同步施工，故推測靜蓮齋的始建與竣工時間很可能與待月樓基本同時，即應始建于乾隆三十四年，而建成于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前后。
（5）理心樓，據乾隆朝《活計清檔》記錄，給該樓窗戶配安玻璃，是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十四日的事；給該樓樓下和樓上四間寶座室鋪設猩猩氈，是在同年十一月十五日，這與淳化軒、三友軒、待月樓和靜蓮齋是同時的；當年也首見《理心樓》御制詩一首；唯“理心樓”匾樣，至乾隆三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才經乾隆帝欽定。故判定理心樓應始建于乾隆三十四年，而建成于乾隆三十五年歲末或乾隆三十六年年初。
以上五個項目，從建成時間看，基本上都建成于乾隆三十五年年內，只有理心樓可能略延后一些（或延至乾隆三十六年年初）；從始建年代看，基本上都始建于乾隆三十四年，只有淳化軒可能會略早，即可能于乾隆三十三年就已啟動。不然工程量那么大，是難于在乾隆三十五年七月間告竣的。
4. 嘉慶十九年（1814 年）添建戲臺與看戲殿
乾隆十二年，在含經堂寢宮第一階段建成的首批建筑項目中，就有東路建筑神心妙達和振芳軒。當時，此二處各為殿五間。嘉慶十九年，將神心妙達改建為五間抱廈看戲殿；同時又將振芳軒及前面的值房改建為一座戲臺和兩卷式扮戲房。此事在嘉慶朝內務府奏銷檔中有明確記載：嘉慶十九年三月十四日，《祥兆等為請領淳化軒工程銀兩呈堂稿》稱：“遵旨，長春園為淳化軒添蓋戲臺，并黏修殿宇等”，“長春園內淳化軒添蓋看戲殿”。故現今保存下來的神心妙達看戲殿和樂奏鈞天戲臺以及扮戲房的基址遺跡，已非乾隆舊跡，而是嘉慶十九年添建后的遺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