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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五十年明十三陵古建筑修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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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陵寢作為中國古代極具標志性的建筑文化載體,往往承擔著諸多歷史使命,后代統治者為標榜正統,會著意修繕維護前代陵寢。清朝入關以后,為表示代明行政,順治帝率先為明崇禎皇帝改葬思陵,后又增崇規制?滴醯垡捕啻握怪]孝陵,以標榜孝制。乾隆朝曾先后四次修繕昌平明陵,分別為乾隆十年(1745)、二十一年(1756)、三十二年(1767)和五十年(1785),基本維持十年一修,其中尤以五十年的工程為全面浩大,此次工程不僅使明陵“殿宇煥然,松楸如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諸陵原有形制。

    一 明十三陵古建筑修葺始末
    乾隆五十年三月初五日乾隆皇帝躬謁長陵致奠,據《清高宗實錄》,“見諸陵寢明樓享殿多有損壞,神牌龕案亦遺失無存,為之慨然弗忍視”。在“周覽之下,深為軫惻,自應重加葺治,增設龕位,俾臻完備”,表示不吝花費帑金百萬。是日,尚書劉墉、曹文埴、德保、金簡,侍郎德成、董率等,著手詳加辦理明陵修葺事宜。前期查勘由工部尚書金簡負責,曹文埴、德成等人隨后會合議定修理方案,樣式房雷聲澂及其子雷家璽隨行,負責測繪工作,查勘約十日。當月十六日,查勘詳情上奏,并恭呈十三陵地盤圖樣御覽,奏折中針對現狀提出建議(以下檔案皆出自本奏折):

    第一,長陵、永陵享殿規模較其余諸陵甚巨,如若按原制進行修理,很難購求足夠大木用材,可將永陵享殿大件柱木先用于長陵,再用其余庀材重構永陵,這樣一來,“不獨長陵規?扇云渑f、輪奐維新,即永陵殿宇亦得與諸陵一律繕治整齊,觀瞻亦皆宏敞”

    第二,除長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思陵外,其余諸陵明樓、享殿、宮門均“照依舊制一律修整”,康陵明樓需補蓋,定陵因明樓尚存,著重修復享殿及宮門,昭陵明樓、享殿需補蓋〔圖二〕。


    第三,增崇思陵,使享殿、宮門形制與其余各陵保持統一
    第四,添造各陵暖閣地平、龕案、神牌。

    第五,拆除各陵神道碑亭墻垣,保留石碑以供觀瞻

    地盤圖中不僅清晰描繪了諸陵修葺的前后形制,還在奏折基礎上對修繕方案做了補充,如長陵碑亭及陵寢門、大紅門需揭瓦頭停,火焰牌樓看面墻需補砌,景陵、慶陵、德陵享殿改換為單檐,大碑亭臺基添安石欄板,等等。

    此次提議條理清晰,重點明確,很快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認同,也基本奠定了總體修葺思路。

    (二)核算錢糧置辦用材
    修葺工程主體方案業已確定,下一步即為核算錢糧置辦用材。三月二十八日,金簡等就木植、琉璃、灰斤估算一事請奏:“臣等遵旨修葺諸明陵殿座等工,現已派員趕緊核算錢糧以便興舉工作,惟是抵對木植、琉璃等項必須拆卸后方可逐件按座核算,現在春末夏初將近雨水之時,恐購辦一切物料挽運維艱,且灰斤價值夏季不免昂貴,臣等公同籌酌,校定于今歲秋間派委妥員督理匠役,即時拆卸,將各座應用木植抵對妥協,一面辦買灰斤雜料等項,于明歲春季分委監督等,即行如法修理,俾工程可以堅固而錢糧亦歸實用!蓖瑫r對后續修葺工作做了進度安排,整個工程預估一年完成:“擬于今秋先行拆卸,將選擇抵對等事次第辦理,明歲春融即得從容妥建,總期于明秋皆可一律繕治整齊、妥協!敝亮露,經及時拆卸再次做出估算:“所有各陵一切需用物料,除大木拆選配抵尚可敷用,惟頭停椽望糟朽過甚,均需添換,應用料木行文官木廠給發,杉木架木桐油顏料在戶工二部取用,其磚塊石料于舊料內揀選亦足應用,琉璃料件底蓋瓦片約可均勻配抵,惟不敷之獅馬脊料勾滴等件尚須辦造!本痛顺醪綌M定先于廣儲司處支領庫銀二十萬兩,用于“采買灰斤雜料以及拆卸工價運腳等項”。

    在此期間,磚石楠木的拆運始終在有條不紊地進行,大件木料及完整磚石被拆卸碼放整齊,待各陵工程隨時添補,其余預估剩余碎小楠木同花斑石塊一并運京歸廠,留作他用,至于細碎磚塊,則按照五月二十四日乾隆皇帝指示,著霸昌道就地以賤價變售,既節省運輸費用,又能滿足當地百姓苫蓋房屋的需求,一舉兩得。即便如此,到工程全部完竣,仍“尚有剩下大小楠木二百三十八件,墩頭五百八十四件,改砍糟楠木二百二十四件,并零星小件楠木截頭等項,共計折見方尺二萬五千七百余尺,又花斑石五百余塊”,以及“各陵各監廢墻共計拆卸舊磚一百三十余萬塊”。由此可見明陵用材之巨。

    (三)方案優化修葺完成
    七月,在拆卸頭停椽望的過程中,金簡等人再次進行深入勘查,并對之前修葺方案做了優化。具體做法在“奏為估修諸明陵殿座工程請領銀兩事”一折中有詳細羅列,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有:

    第一,“將各陵明樓做法具一律改發石券”,“大碑樓一座⋯⋯亦擬改發石券成造”;

    第二,長陵享殿內保留楠木原色,不加油飾,外檐上架斗科用雅伍墨,下架用紅土墊光油,其余各陵木植重加油飾,上架用三色油,下架統一用紅土墊光油。

    此外,之前在圖說中對景陵、慶陵、德陵“享殿改換單檐”的措辭,也改為“拆修重加修整”“拆造”“改蓋”等意義含混的說法。另具體到單座陵寢,以長陵為例:“琉璃券門二座拆圖片頭停;宮門五間拆圖片頭停,添換角梁、椽望、采步金枋,粘補門扇;重檐享殿九間,拆圖片頭停,明五間添安頂椿抱柱,添換枋檁、角梁、椽望,粘補、裝修明間,內里添安柵欄、龕案、神牌;頭層券門內重檐碑亭一座,拆圖片頭停,添換角梁、椽望,添安柵欄,以上三座補安天花,選用別陵□料墻體找抹紅黃灰添補地面;重檐明樓一座,改發石券;并粘修焚帛爐、石柱門、方城大墻、隔斷墻!币陨铣刺釚|西廡外,軸線上主體建筑均有詳細修繕方案。

    修葺工作一如原初安排順利進行,施工過程中仍會根據實際需求調整方案,如將長陵上架油飾彩畫由雅伍墨改為小點金,其余十二陵相應提升為雅伍墨。之前忽略的神道及石橋一并修復:“遵即查得長陵至大紅門舊有石道一段,長三百五十丈,甬路一道湊長一千四百六十丈五尺,系城磚心兩邊石子,俱各殘損,酌擬照舊式拆修,隨河舊有七孔石橋一座,通長三十一丈,寬四丈一尺,已被水沖壞,四孔僅存三孔,查有昭陵北邊五孔石橋一座,本屬散壞,今擬拆去,將拆下石料磚塊補修七孔橋足敷應用,并補修沖壞涵洞一座,粘補舊石橋二座,磚橋一座!边@種拆東補西、以主體建筑為重、舍棄附屬建筑的修繕策略基本貫穿了整個明陵修繕工程。

    此次修繕自乾隆五十年三月初三日起,至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八日皇帝親臨閱視止,整整歷經兩年時間,共耗費工價銀二十九萬四千二十三兩八錢四分四厘。對于全新的明陵,乾隆皇帝評價為:“殿宇煥然,松楸如舊!痹诟锌,尚憂慮“有私行樵采及殿宇墻垣間被風雨損壞等事”,于是飭交直隸總督霸昌道專管平日稽查,派遣工部堂官一員于每年十月前往查勘,以彰顯加禮勝朝,保護舊陵的決心。然時隔兩年,明陵墻垣門扇就屢有灰飾脫落的情況,相應修理措施遲緩拖延,原定每年一次的勘查變更為三年一次,明陵修葺一事就此完結。

    無論如何,按照嘉慶皇帝的評價,“此舉揆之于古實所未聞,真大圣人仁周宙合誼篤勝朝固,非自古帝王所能相媲者”。

    二 各主體古建筑原有形制考證

    (一)乾隆朝修繕以前建筑形制相關記載
    有關明十三陵各祾恩殿及寶城最初形制,明末學者孫國敉曾編寫《燕都游覽志》提到:“長陵⋯⋯規制大于諸陵,祾恩殿石欄三重,惟此與定陵為然,其余僅一重耳,登寶城獨享中道一門入,與他陵左右掖門入者異!贝酥杏浭霭l生在乾隆朝修繕之前,但對定陵大殿及除長陵以外各陵寢寶城的描述仍多與事實相悖。

    清順治十年(1653),談遷游歷北京歷史遺跡,在校正《國榷》之余寫著《北游錄》,書中不乏有關崇禎皇帝思陵的形制記載,如“紀文”卷《思陵記》中有“為饗殿三楹,奉先帝木主”;另在“紀郵上”卷記“垣以內左右廡三楹,崇不三丈。丹案供奉明懷宗端皇帝神位,展拜訖,循壁而北。又垣其門,左右廡如前,中為碑亭”。依此可見思陵大殿及配廡皆為面闊三間,形制甚儉。

    清順治十六年三月,順治皇帝為思陵增建碑亭,使其有所增崇,明陵建設就此完成。同年,明遺民顧炎武首次拜謁十三陵并開始著手編寫《昌平山水記》,歷經三易其稿、六謁明陵,于康熙十七年(1678)定稿,是為當時明遺民對十三陵最全面的記述;受其影響,地理學家梁份克服黍離之悲,以極大熱忱查勘明陵,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完成《帝陵圖說》,從風水形勢、地理位置、建筑規制、細部裝飾、殘損狀況、空間尺度等方面詳細記述,在《昌平山水記》的基礎上增加格網圖說,內容更加詳實豐富。

    前述乾隆五十年初期的詳細勘查記錄,真實反映了明陵在修繕以前各主體建筑形制特征。從圖檔信息來看,祾恩殿(亦稱享殿)中:長陵面闊九間進深五間,明間面闊三丈二尺一,重檐;永陵面闊七間進深五間;思陵面闊三間;其余陵寢均為面闊五間進深三間;另從“呈十三陵匯總地盤圖”中獲悉景陵、慶陵、德陵三陵享殿為重檐頂。祾恩門(亦稱宮門)中:長陵面闊五間,永陵未言明,思陵面闊一間,其余各陵均面闊三間。明樓皆為重檐,僅永、定二陵發石券(實則為磚券),方城內左右兩側出轉向踏跺。從地盤圖知各陵寶城寶頂形制有三種:長、永、定三陵冢土滿填,寶城宇墻與方城直接相接;獻、裕、茂、康、昭、慶、德七陵增設月牙城,與清陵形制相近;景、泰、思三陵冢土半填,寶頂與寶城間隔明顯。其他陵宮建筑中:長陵廡殿面闊十五間,其余廡殿皆面闊五間(泰、永、定三陵損毀未言明),另長陵神廚庫東西對稱,面闊五間。神道上石牌坊五間六柱,正樓作廡殿頂;大紅門辟門洞三間,作單檐廡殿頂;大碑亭臺基四出踏跺,居中立石碑一座;龍鳳門亦稱火焰牌樓,三門之間依靠短垣即看墻連綴,墻垣表面甃琉璃心,琉璃墻下為普通磚基,沒有雕飾。

    (二)乾隆朝修繕以后建筑形制考察
    乾隆朝以后各朝未再有大規模修繕。日本學者伊東忠太、關野貞及常盤大定分別于1902、1907和1921年先后實地考察明十三陵,留下諸多調查筆記及部分照片,相繼發表于《支那建筑》和《支那文化史跡》;1931年6月,關野貞再度前往十三陵調查,拍攝相關照片268枚,最為全面真實地記錄了清代修葺后的十三陵形制,尤有長陵、景陵、昭陵大殿內神龕影像,與乾隆朝檔案“添造各陵暖閣地平、龕案、神牌”的記載相符;同年七月,劉敦楨先生同濮齊材、張至剛亦到訪明長陵,詳考神道及長陵各建筑規制,逐一測繪主體建筑平面尺寸。然以上所見均已是乾隆朝修葺后的結果。



    1. 長陵  2. 景陵  3. 昭陵

    1935年完成的長陵修繕工程,對神道沿線及長陵主體建筑進行了詳細探勘,確定神功圣德碑亭為:“此亭之構造為方形重檐,全部以磚石壘砌,下有十字交叉之磚券門洞!遍L陵明樓為“下檐之結構與神功圣德碑亭相同”,且皆與乾隆朝修葺方案吻合。此次修繕堅持“重實際而不尚華麗的修繕原則”,以“加固基干”為主要任務,除拆換糟朽椽望、揭瓦屋面外,未像乾隆朝般大肆改動形制結構。1955年以后,十三陵管理處陸續對長、景、永、定陵及神道進行了不同程度的修繕。

    1984年,天津大學建筑學院在王其亨教授的帶領下,開始籌備十三陵測繪,1987年先行測繪明永陵;1988年陸續補測明長陵及東側二陵景陵和德陵,昭陵因適逢大修一同被列入工作計劃,同時調配16名本科生逐一試掘建筑遺址,明確諸陵總平面布局;隨后在1992至1993兩年時間內,相繼完成定陵及西側六陵的測繪工作,1994年增補完成思陵測繪工作,遂將明十三座陵寢皆行調查完全。此次歷時十年的測繪調查,事無巨細地記錄和呈現了明清兩代陵寢的形制更易情況,是推測明陵原有形制不可或缺的基礎資料。

    (三)修繕前后建筑形制對比
    將以上諸次調查成果統籌分析,尤其倚重顧氏《昌平山水記》與梁氏《帝陵圖說》進行對證,再結合乾隆朝檔案及進呈地盤圖,可以一窺清初明陵各主體建筑形制及殘損狀況。

    1
    祾恩門
    按照兩書記載,各陵祾恩門除思陵(兩書尚稱其為攢宮)為“門一道”外,其余皆為三道!恫缴剿洝穼⑹甑挾鏖T形制分為兩類:長、永二陵為一類,其他十陵效仿獻陵歸為一類;《帝陵圖說》以獻陵為單檐獨歸一類,其余諸陵重檐劃歸為一類。按乾隆朝圖樣、檔案記載,陵寢修葺改易后,長陵祾恩門僅挑換大木頭停,柱木結構未做改動,面闊五間、進深兩間、單檐歇山頂、須彌座臺基、玉石望柱欄板等皆保持明朝原有形制,另從現存建筑草架柱木形式來看,駝峰、梁檁、明間脊檁彩畫均為明代做法。景、裕、茂、康、昭、慶、德七陵采用同樣的修葺方式,屋面形式同未改動,仍為單檐,依此可判斷《帝陵圖說》。明十三陵祾恩門形制為:長、永、定三陵為五間面闊,下為須彌座臺基,單檐歇山頂;思陵僅面闊一間;其余九陵均面闊三間,下坐磚石臺基,屋面按目前檔案判斷為單檐硬山頂。


    2
    祾恩殿
    《大明會典》“山陵卷”記有諸陵祾恩殿基本形制:“殿惟長陵重檐九間、左右配殿各十五間。永陵重檐七間、配殿各九間。各陵俱殿五間、配殿各五間!爆F今各陵享殿以長陵保存最為完整,從長陵享殿現狀看,有與文獻吻合之處,也有不同地方。九間重檐三重臺與前述兩書吻合,當為其真實形制,前出月臺三出陛的形制也與地盤圖表達內容相契合;唯獨在乾隆五十年測繪圖中殿后僅繪一道踏跺,與現今三道形式略有悖離。殿內裝飾,按《昌平山水記》僅中間四柱雕飾以金蓮,其余皆為漆飾,而《帝陵圖說》對殿內情況作進一步補充,除梁柱飾金碧丹漆外,還雕鏤有盤龍藻井,從現今實物看,殿內梁枋柱木皆為楠木素色,與乾隆朝“似可毋庸重加油飾,竟留楠木質地”的修葺方案相吻合,只是唯有高低錯落的井口天花而不見盤龍藻井,似可推斷梁份所記或有夸張添彩的成分。永陵、定陵享殿雖“量仿長陵”然仍遵循遜避祖制,規制僅次長陵,皆采用面闊七間進深五間的平面形制,后經乾隆朝統一縮建為面闊五間。以上變化均可從現今遺留的基址柱礎得到驗證。顧氏與梁氏又載永陵臺基為二重臺、定陵為三重臺,與現在遺存的一重須彌座臺基不相契合,乾隆朝檔案沒有明確記載二陵臺基的改易情況,但從地盤圖中可獲知其僅繪制為一層,與長陵享殿三重臺基的形式有顯著差異,因此亦可判斷兩書記載失實。其余十陵較永、定二陵規制更為縮減,除思陵為三間外,均為五間。


    各陵祾恩殿除平面柱網互有差異外,屋面形式也各有千秋。其中獻陵、思陵確為單檐,獻陵最為簡陋,顧氏曾評價稱“十二陵制,獻陵最樸”,裕、茂、泰、康四陵在乾隆朝僅挑換大木頭停,未對屋頂形式做根本改變,推斷同為單檐頂。長陵、景陵、德陵、慶陵為重檐,對于景陵,顧氏認為其簡樸程度僅次于獻陵,規制獨小,從乾隆朝對景陵享殿采取改換單檐的方案來看,其初建時應未效仿獻陵采用單檐,但也不排除在嘉靖十五年(1536)經歷過擴建增崇情況,永、定二陵原為重檐,后經乾隆朝改為單檐。昭陵享殿已毀無從考證。此外,長陵采用廡殿頂,1931年初拍攝的歷史照片顯示永陵為歇山頂,但也不排除永、定二陵在平面尺度縮減的情況下,將廡殿頂改為歇山頂以示統一的可能,其余陵寢則多以歇山頂更為合理。


    對于享殿后檐是否開設朱門的問題,顧、梁二人記載基本統一,《帝陵圖說》記裕陵享殿:“殿后不置門,與長、景、永、定四陵異,而同于獻、茂、泰、康、昭諸陵!绷怼恫缴剿洝访鞔_指出慶、德二陵“殿無后門”,因此可知各陵后檐立面情況,然此中唯對獻陵的表述略有不同,顧氏稱“殿有后門,為短檐,屬之垣,垣有門”。梁氏則稱“后殿有門,門北有墻,墻北蓋黃土山右之第一砂腳延長至此”。二人的關鍵性差異在于該門隸屬于享殿后墻還是院落垣墻,據胡漢生先生勘查遺址后發現,“獻陵享殿根本沒有設過后門的跡象, 該殿臺基、后山墻更無改建遺跡”。因此可判斷獻陵享殿當沒有后門〔圖十五〕,另1935年拍攝的獻陵祾恩殿照片也反映了乾隆朝未予設后門的建筑形態。各文獻史料具體記載情況詳見[表二]。

    3
    方城明樓
    各陵明樓形制以《帝陵圖說》記載更為詳細,如記長陵明樓為:“樓高起數仞,棟梁楠梗,滲金頂琉璃黃瓦,獸吻飛,雕題彩椽,罘罳藻井,重樓四出,周回嵌文石,翁門四辟!币院蟾髁暝谛沃粕暇Х麻L陵,只在局部構造做法上有所革新,如永、定二陵將“棟梁楠!备臑榇u券圓頂,定陵將“柱頭斗拱角椽榱題皆琢堅石著色”,使之愈發堅固。后諸陵統一在乾隆朝修葺時改為石券結構。


    明樓下方城以永、定二陵最為華麗,形制也最為獨特,城臺垛口皆為花斑石成砌,為十三陵中獨有,“其鮮艷如芙蓉,如桃花⋯⋯其滑澤若涂脂,履之如踏塵”,甚為精美,乾隆朝運抵京城的花斑石即多出自此二陵,尤以定陵為主。此外,城臺下未像其他陵寢開辟中間券洞翁門,而將上達明樓的轉向踏跺置于城前左右兩側〔圖十八〕,起點設置白玉石門增加儀式感,或受其啟發,在乾隆朝修葺明陵時,除長陵保持原制外,其他陵寢中間券洞均被城磚封砌,為不影響登臨,僅在城臺右側單建踏跺一道〔圖十九〕,有學者認為,這種做法有兩個原因,其一可將工程殘余廢料有處安放而不影響陵寢美觀;其二便于管理,可防止牲畜隨意踐踏后方寶城。無論何種目的,都很大程度改變了方城原有形制,其真實狀態可從文獻與地盤圖中獲知,長陵券洞地平為坡道,進深六十四跬,其余各陵券洞平地不起坡,進深多在四十六跬左右,景陵最小,為三十六跬。另長陵在通過券洞后沒有緩沖即折向踏跺,行進路線生硬,獻陵以后加以改進,空間布局更加合理,在登臨踏跺前首先進入一進院落,視線與流線均有緩沖,嗣后的啞巴院月牙城即初見雛形〔圖二十〕。各文獻史料具體記載情況詳見[表三]。


    三 結語

    乾隆五十年的明陵修葺工程整整歷時兩年,經過系統的現場勘查和方案推敲,為保證陵區主次分明、形制統一,最終確定以長陵修繕為核心,盡量保全主陵原有形制,材料、錢糧一應優先,其余陵寢配合調整的修葺思路。在修繕過程中,也體現了對整體藝術風格和經濟方面的考量,但其核心思想仍是遵循原有形制,“修舊如舊”,與當代中國保護理論中的核心概念“原狀”有同工之處。整體來看,此次工程奉行主體建筑為重、附屬建筑舍棄的修繕策略,重點圍繞建筑實際功能制定方案,利用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政治收益。

    乾隆朝對明陵的形制改易,既有統治階級的政治意圖,又從側面反映了古人對待建筑的基本態度,即“視建筑且如被服輿馬,時得而更換之”。如為使“各陵一律完整”,將永、定二陵享殿縮建為五間,同時為與帝禮相稱,以彰恩施優渥,加筑思陵月臺,加高寶城宇墻,改建享殿為五間;再有大小碑亭一律拆除墻垣,僅留石碑,達到適宜觀瞻的目的;長陵享殿去除油飾,保留原木色澤,既可節省開支,又能取得“似覺古雅”的效果。以上行為均是在繼承前朝建筑遺產基礎上的再創作,不同于西方聚焦物質本體的真實性,中國古人更看重其背后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建筑遺產保護之舉措。

    與統治階級昭然若揭的政治態度相對的,是以顧炎武、梁份等為代表的明遺民們對待舊朝遺物的內心掙扎。明陵作為其最后的精神寄托,具有獨特的意義。他們渴望將其最美好的一面傳播出去并被后人銘記,甚至夸大事實,這也正說明為何《昌平山水記》與《帝陵圖說》會有很多與事實不符之處,如《帝陵圖說》記各陵祾恩門除獻陵外均為“黃瓦重檐朱扉”,然實則皆為單檐,另書中所記永、定二陵的臺基形制,也比實際情況有所夸大,至于享殿室內裝飾,更是不吝溢贊之詞,將雕梁畫棟、藻井花鬘的建筑形象描繪得宛若王朝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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